在学校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的时候我就被她吸引了，她看起来和其他美国同学无异，但我觉得她眼神中含着某种悲寂，这种微妙的神情是富足的资本主义社会浇灌不来的。
第一节剧本课老师让我们介绍自己，叫什么，从哪儿来，最想去哪儿旅游，传记电影希望谁来扮演自己之类的。我说我叫栗栗安，来自Wonderland，想去平行宇宙旅行，希望传记电影被一只兔子扮演。这种回答多少有点抖机灵哗众取宠的意思，但确实有效，下课后这个女孩就主动接近了我，说要一起合作电影。再之后我俩就成了朋友。
她出生在伊朗，一个有战乱的国家，后来和家人移居俄罗斯，之后和一个男孩私奔去了加拿大，结了婚又很快离了婚，接着只身来了美国。我们常常讨论“家”这个东西，好像聊久了就能逐渐明白这个陌生的名词。我俩都是这片土地的局外人，却也从没觉得自己属于过其他地方。有天晚上我们坐在布鲁克林路边抽烟，她说美国人不懂真正的悲怆，也因此不懂真正的相拥。她总告诉我说她在这里不快乐。我问她，那去哪儿快乐呢？她说不知道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说，最害怕的就是有一天发现这根本不是美国的问题，万一我们在哪儿都不快乐呢？
有时想起这件事儿我会觉得后怕。世界这么大，四个大洋，七个大洲，一百九十七个国家，我们却被自己流放了。